[评论靶标]
　　杨佳上海袭警案牵涉出诽谤案。7月2日，郏啸寅在网络上发表题为《上海袭警事件的内幕》的文章，虚构杨佳被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民警打伤生殖器、丧失生育能力而报复袭击警察的内容。当地检察机关认为，郏啸寅在互联网上捏造事实，严重损害了执法民警的名誉和公安机关的形象，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46条，涉嫌诽谤罪，故批准逮捕。

　　我国刑法规定的诽谤罪，属于自诉犯罪，如果受害人没有向法院提起告诉，法院不予受理。但该条第二款又规定，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”。关于何种行为属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”，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。
　　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，诽谤行为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和特别恶劣影响的，可认定为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”。从社会影响来看，在侦查尚未终结的情况下，当事人在互联网上发布有关信息，的确对公安机关的形象造成一定的损害。但该案的特殊性就在于，公安机关完全可以通过澄清事实真相来降低损害或消除影响，或者由当初承办治安案件的办案民警直接向法院起诉，以受害人的身份要求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。此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，在法律上存在诸多问题：
　　首先，公安机关以自己的名义，而不是以办案民警的名义，立案侦查并且提请逮捕，在法理上存在挟私报复的嫌疑，背离了法律上的回避原则；
　　其次，诽谤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格尊严，而国家权力机关虽然具有信誉权（法学界通称为名誉权），但是否存在人格尊严却有讨论的必要。公民批评、监督公安机关，是公民宪法上的权利。在批评和监督的过程中如果事实错误，或者存在恶意中伤的情形，公安机关可通过召开记者招待会等方式，通过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加以补救，而并非必须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；
　　第三，办案民警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，不仅可以有效地区别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，而且可以把个别案件与公安机关的整体形象区分开来。换句话说，办案民警如果认为当事人的文章已构成损害，那么损害的只是办案民警的人格尊严，而没有损害整个公安机关的“人格尊严”。由办案民警提起自诉，不仅可以将后果降到最低，而且可以在受害人明确的情况下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。现在这种简单地把国家权力机关作为受害主体的做法，不仅大而无当，而且给人一种以势压人的感觉。

　　一语中的
　　过去，一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常把自己塑造成为国家的象征，认为侵犯其个人的权利就是损害国家利益，或者严重危害社会秩序。这是在“家天下”的封建法制观念下形成的错误思维定势。